在创先争优中推动企业科学发展

李丽显然对医药代表的禁区了如指掌。

从农业的诞生、发展及现状看，质疑现代生物技术、希望重返传统农学，籍此回归自然无疑是矫枉过正。如此庞大的人口，回归传统农业首先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让这么多人免于饥饿。

那些醉心传统农业的观点，实则是人为割裂了农业发展的有机过程。满地涂泥、天下粮仓、桑塘田立体农业，这些渐进的过程都是传统的有机部分，回到哪一阶段才更符合热衷天然的人们对田园诗的想象？按郑林等学者的观点，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对应，主要是为了反映农业发展的延续性、继承性。受到直观外推思维方式的影响，在转基因的传播过程中，对转基因智性本身和从事研发工作科学家（知识分子）的拒绝不可避免。由此可见，和对转基因的争议一样，对天人合一现实意义的理解是有分歧的。中国传统农学一直独步世界，早在工业文明起步之前，已经形成了系统的理论与技术。

人类面临的难题不仅仅只有数以十亿计的人口，还有工业化导致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这其中也包括第一次绿色革命带来的弊端：化肥和农药投入的回报率已趋逐年下降，土壤肥力衰退，土壤、地表水和地下水污染的现象日益普遍等等。那些负面的后果，很多是可以预见和可以避免的，只是人们没有选择而已。这本为照顾供需两端的求全之策。

即使显著降低药品价格，制药业的利润仍然可能很高，尤其是如果它能减少推广支出的话。这仿佛是当前大规模摸底调查、加大监管力度的行动宣言。去年年底，欧洲药监机构EMA正式批准一种名叫Glybera的基因治疗药物，用于治疗一种极其罕见的遗传性疾病——脂蛋白脂肪酶缺乏症（LPLD），其费用达到史无前例的160万美元。另外，安吉尔认为，药企夸大了公司在药物创新过程中的作用。

其中包括设立手握明天的公益项目。此事无关道德，也无关是非，纯粹是企业生存的逻辑问题。

人们需要知道，制药公司到底在研究开发上花费了多少，以及一旦药物申请了专利并进入临床实验的时候，研发人员又跑到哪里去了。一项创新疗法从研发到最终使病人受益需要15年的时间。不过，他们也承认现今的癌症创新疗法的花费很高。魏思乐的辩解还有：如果将新药上市前置作业的各个阶段列入考虑，估计每一个新药的计划项目须耗费6亿美元。

现在这种让最没有支付能力的人支付最高价格的状况是不公平的。目前，除了个别放弃产业追求的国家外，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发展制药业和控制卫生总费用的矛盾。对于中国而言，这一方面的意义尤其重要。人们更需要知道，巨额的运营费用是怎么产生的，哪些是跑到了医生、官员的腰包......没有这些信息，人们永远也不清楚高昂的药价是鼓励了创新还是滋长了欺骗。

没有利润就不会有资金，不会有研发，不会有投资，到头来就不会有新产品。瑞士诺华集团前董事长魏思乐曾写过一本名叫《神奇的抗癌药丸》的书。

其中特别提到要坚决查处药品购销中的暗扣行为。美国《福布斯》曾列过榜单，世界上药品价格最高的单一药物为Soliris，用于治疗阵发性睡眠性血红蛋白尿，每年的治疗费用竟然高达41万美元。

鉴于专利保护期限仅为20年，因此只剩下6~10年的盈利期，在该盈利期内，我们必须赚取足够的利润，来支付先前的资金与风险投入，以及进行企业再投资所需经费。以前，由于医疗水平有限，多发性骨髓瘤患者就算花再多的钱也不能得到治疗，无法生存更久，更高质量地生活。最近，另一家跨国药企巨头葛兰素史克在中国陷入了麻烦。不过，他清楚格列卫的定价——慢性期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患者每日剂量400毫克的治疗费用为每月2000~2400美元，加速期或急性转化期的慢性粒细胞性白血病患者每日剂量600毫克的治疗费用为每月3500美元——所引起的非议。没有了大学，医药研发的生态系统或者产业链就是不完整的，而且现在那些大的药企的很多新药也是靠跟其他的机构合作得来，比如说从大学初创企业那里购买。安吉尔还剖析了当时（2001）药企所谓的8.2亿美元创造一个新药的谎言，认为塔夫特药物发展研究中心一连串谬论的结果，并没有多少事实依据。

由于处方药最大的购买者是政府，它可以代表大家进行药品价格谈判和管制。这让中国公众大开眼界。

无法获得预期的利润，就无法再投资于后续的研发。然而，纪录随后被刷新。

随之，新基公司表示，这一切都不是白来的，制药业为此付出艰辛的探索——漫长的时间和无数的金钱。江慕忠说，我们必须获得足够的收益才能进行研发再投资，以便开发新一代的创新药物。

信誓旦旦的企业宣言——以患者为中心，努力做良心药。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所在并积极采取行动。拿了不该拿的然而，新药昂贵的定价真的只是为了覆盖研发成本和奖励冒险创新么？现有的证据显示——不完全是。1万种化合物中只有1种能够通过临床试验，10种疗法中只有1种有可盈利的意义。

另外，美国生物医药初创企业有2/3为大学所创设的。《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前主编玛西娅•安吉尔吃惊地发现，2002年，500强名单中的10家制药公司利润总和可以超过其他490家企业的利润总和。

公安机关称，在华经营期间，为达到打开药品销售渠道、提高药品售价等目的，其向个别政府部门官员、少数医药行业协会和基金会、医院、医生等大肆行贿。实际上，欧美的媒体对药企进行过系统的揭露和批判。

玛西娅•安吉尔就曾专门写了本书《制药业的真相》。高昂利润的理由为什么制药业可以将救命药定如此高价而获取令人错愕的利润？他们的回答通常会是一个行业的美丽故事。

在为其产品瑞复美（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新药）举办的上市发布会上，美国新基公司选择直接对记者关于药品价格的提问充耳不闻。有业内人士就表示，一些时候，政府根本摸不清楚药企的成本是如何构成的，完全是靠企业自说自话，因此，很多定价也就难以做到合理，也很难真正起到激励创新的作用。在书中，她指出：药品价格并不由其研发成本所决定。最近，修美乐被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治疗强直性脊柱炎。

该案涉及人员多，持续时间长，涉案数额巨大，犯罪情节恶劣。艾伯维为此进行了一轮典型的医药营销活动。

如果失去了专利权保障，则药品价格将无法取得盈利的优势。新基公司就强调这样的事实：在美国，过去20年间制药业救助的癌症生存者的数量增长了1倍，从700万增长到1400万。

我估计，每一种药物的真正成本平均在1亿美元之下。要解决这些矛盾的关键则是提高制药业的效率，将钱真正用在创新和创新的回报上。